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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樅高中學?!拷處熥x后感:我讀《國家發展中的【荷蘭誘惑】與【蘇聯幻覺】》
    來源: 發布時間:2014-11-26
         偶有閑情,翻開《讀書》月刊中的這篇文章,通篇覽畢:作者從世界史的現代化進程中梳理出“荷蘭誘惑”和“蘇聯幻覺”兩個整合性語詞,以期告誡當代身處轉型困境中的中國可能導致的偏軌傾向;但是咀嚼思之:盡管作者長于宏觀視野下的理論性剝離,形成了頗具銅鏡影射的感性語詞(以史為鑒),可是文中卻有值得商榷和辯駁的地方;并且文章的旨趣意義也并非如作者所見。我就以此展開辨析,望收砥礪學思之效。
    第一點,文中指出葡萄牙因缺乏世界眼光而錯失新天地的開辟。此論,在我看來并非如此:葡萄牙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統一穩定的政治環境較之西班牙更早地投身于世界航海事業當中,航海家恩里克王子是開創性的睿智領袖,他組建了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航海學校,吸收了不同民族的優秀技術工匠,改進了航海船只和所需的配套航海技術,開啟了非洲西海岸的艱難探索;這種持續不斷的帶有強烈目的性的探索為葡萄牙積累了大量可靠的航海數據和經驗,他們的航海區域也在不斷的擴展,以致于哥倫布不切實際的預估(《全球通史》中有詳細敘述)被理性的葡萄牙國王所拒絕,葡萄牙依舊以同時代理性的地理認知維持著對非洲西海岸的進一步開拓,探尋著前往東方的航路;世界因葡萄牙的理性和努力開啟了一扇門,同時也因為他的科學和謹慎關閉了最先通往新世界的大門,這條帶有原始的野蠻的探險精神的航路。1492年,剛剛獲得統一的西班牙的伊莎貝拉女王以其堅毅的性格與同樣的世界眼光資助了這位瘋狂的航海家:哥倫布;并不缺乏世界眼光的葡萄牙由此加快了東進的步伐,于1498年5月踏上了哥倫布致死都確信卻一生未涉入的領土——印度。于是,新的時代來臨了!
    世界史的現代化進程正式拉開了帷幕,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無疑在歷史的車輪中不自覺地肩負起航海大國的開拓使命。第二點,作者對《大國崛起》中梳理出的大國脈絡提出了質疑,“只不過編導們沒有同時合理指出在英美前后或同時出場的其他七國,是不是具有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說起來,真正的大國,必須有一系列嚴格的指標”。何謂真正的大國?嚴格的指標何來?作者以現代人的大國標準(或者說以英美為對象所建立的指標)來質疑現代化進程中的其他具有大國地位的國家,這是有失偏頗的,同時失去了研究者所應具有的歷史精神(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以我所論:真正的大國,在此現代化進程中的相應歷史階段既充當了開創建設性的引領者,又對后來者起到了模范(經驗)告誡(教訓)影響;其一系列的大國指標也是建立在這些大國無畏實踐的基礎上。葡、西因其引領海洋時代的開拓精神而居大國模式開啟的首位,荷蘭的非暴力商業體系(沒有炮位的三桅商船)使其建立一個世紀的帝國,對于西歐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體制實踐經驗,也為今天海洋商業原則的確立埋下了潛在的理性因素。“荷蘭誘惑”實際難以構成一種誘惑,只是當時最適合荷蘭歷史和人民的一種選擇;荷蘭在1588年英國的協助下擺脫西班牙的統治所建立的聯省自治共和國,摒棄了伊比利亞半島傳統體制的禁錮,根據自身的特點與優勢,選擇了一套有效的商業資本體制,繼而以造船業和具有荷蘭商人精神(誠信、堅毅、非暴力競爭)為支撐的商業帝國楊帆起航了;直至受到來自英國的強勁挑戰,荷蘭因其客觀的條件限制退出了大國競爭的舞臺,但是他所建立的商業資本體系與海洋商業原則卻被后來者秉持并發展著。難道以現在所界定的一系列指標就能否定他們的大國地位呢?誠然不能,莫要忘卻:我們所熟知的一系列健全的指標是循著他們的足跡來的;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用當代人的硬性指標質疑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地位,盡管他也犯過大錯。法國(啟蒙運動和第一帝國的制度性影響)的大國地位就毋庸置疑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確立,美國的開創性政治體制實踐足以說明法國的大國地位了;只不過,法國和德國的戰略定位有別于英國,即使英國在1763年后建立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日不落帝國,他也是在其大陸均衡政策的影響下,較之同時代的大國保持了自身強勁的商業競爭能力與穩定的內部環境,卻不是唯一的真正太陽。論及到此,需要詳細說明的則是日本的大國地位,《大國崛起》中為什么將日本提升到了大國的地位?作為中國人,尤其值得反思:日本,一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島國,一千年中以中國為榜樣,抱持自身精藝緩緩前行;1853年“黑船事件”后,則以歐美為業師,經過激烈內部斗爭,最終以自身精義為根基,導演出了一幕亞洲的大國崛起。1895年戰敗清政府,1905年戰敗沙俄,一掃強加在國內的不平等條約,不僅僅因為政治變革與軍事力量而成就其大國地位,更在于日本的崛起施加給中國和沙俄的劇烈歷史性影響,還在于日本自主(結合自身的歷史條件展開的變革)的果敢選擇。即使日本的軟肋與缺陷(帶有濃厚封建性的軍國主義)最終砸碎了他的持久大國夢,卻依舊無法抹殺日本在世界大國舞臺上的影響力,二戰后的迅速調整和復蘇見證了這一點;只是日本的民粹軍國主義所造成的后續影響讓我為之遺憾,現代化的進程告誡著:日本成就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時期的大國地位,卻未能成就當代的大國地位。處在東西方徘徊中的蘇聯,其大國地位我就不再贅言了,相信沒有人質疑過一個巨人的存在,一只腳行走導致的轟然倒塌所帶來的震動和巨人的崛起所掀起的波動同樣劇烈。“蘇聯是以一種意識形態狂熱卷起的國家權力動能,由國家暴力直接推進的工業化,迅疾實現國家崛起,并因此激發領導世界的政治雄心”,此種國家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教訓。我想強調的是蘇聯模式不是當代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可能陷落進去的幻覺,從斯大林開始所創建的發展模式不僅是社會主義集體被威權領袖的個性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解讀所裹脅,還是特殊歷史時期資本—帝國主義的外在刺激所導致;蘇聯模式并未割裂與傳統的聯系,集權思想和對土地的狂熱從彼得大帝延續到葉卡捷琳娜大帝,最終由斯大林完成了老大帝國的構建,當初的幻覺(圣彼得堡—塞瓦斯托波爾—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交通網)已經成為了震驚世界的存在,而這種存在繼續為俄羅斯本身和整個世界帶來諸多經驗教訓。蘇聯的解體證實了蘇聯模式的失敗,而蘇聯的發展路徑卻不是走向失敗的幻想,他是一曲英雄的悲歌。我們看到的和正在實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則是正視了蘇聯曾經的輝煌和瘡痍,惕勵自省,在民族的根基上建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國。
    至此,作者所擔憂的問題:“處在國家發展十字路口和深度改革困局的中國,需要作別全民皆商、領導世界的空幻觀念,將國家引向健全發展的道路,坐實現代國家的基本價值與基本制度,改革單純以國家推動的發展模式,引入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形成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庶幾有望避免重蹈荷蘭與蘇聯的覆轍,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大國”。此論在我看來,需要加以辨析:一、現代國家的基本價值與基本制度的立足點在內還是在外。在內,則是以我國開創的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基,以此確立的適合本民族特點與歷史環境的價值體系(集體與個人價值的統一,傳統儒家的賦有時代精神的義理)和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和基層自治制度)。若以外立論,則是以西方商業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議會制民主為基,從而確立的適合商業資本原則及自然法精神的價值體系和基本制度。作此區分,不是為了呈現二者的對立,我更加不是民粹主義者,只是希望重申“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在自覺自主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切莫陷入似土耳其和俄羅斯在現代化進程中突顯的徘徊所帶來的茫然若失感(羅榮渠先生的《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正堪卒讀)。二、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作者的告誡所需前提是我國仍處于單純以國家推動的發展模式中,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尚未形成,有此見者為數甚多,且大多立足于外不對等地批評我國現有的社會境況。立足于內者認為我國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三十多年的自我改革與調整,體系內部各系統漸以得到優化和制度性加強,走向制度性成熟則是當前所面臨的瓶頸。
    故而,全民皆商、領導世界的空幻觀念是荷蘭、蘇聯實踐道路中留給我們的背影(后來者的理論抽離),在我國不但沒有土壤,而且被中國的傳統與現實所禁錮,當代中國全面現代化的困境在于:時至今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數目字的管理方式逐漸得到完善和發展;技術問題的解決誘發了政治體制的稍許變化,經濟的活力遠遠超越了現有政治框架的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全彌補了社會主義政治思想與市場經濟間的裂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進行,經濟發展的模式日顯固化,在現實經濟的軟著陸后,經濟發展方式的優化升級已經迫在眉睫。然而經濟高溫的余熱還未散去,國內由來已久的一系列矛盾沖突在經濟消解釋放的空間飽和后再次凸顯出來。如何在政治改革成功推進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平穩有效的轉變升級同時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成為首要的難題。

    國家的全面現代化所建立的大國地位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關鍵在于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性和社會凝聚力,在此基礎上穩健推進改革以成就持續性的大國地位。從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如今,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深水區、攻堅區、轉型區,十八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中國將會在法治道路上緩和經濟給政治釋放的壓力,平穩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化政治,兼顧德治無疑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傳統引導方式,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和獨特的理論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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